《满月酒》导演郑伯昱:不一样的家庭,也可以一样幸福

《满月酒》导演郑伯昱:不一样的家庭,也可以一样幸福

我第一次失恋是在大学的时候。那年暑假我待在家,孤独,困惑,而且哀伤。我极需要有人帮我处理这些感受。母亲问我怎幺了,「我失恋了,」我说,「为了一个男孩。」

那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。

自从我向母亲出柜后,我们很少谈论我的私生活。这些年来,我已经有一群支持我的朋友,但母亲则是非常孤单地一个人面对着(或着不去面对)有一个同性恋儿子这件事。每当我们一起出席家庭聚会,有些出于好意但爱管闲事的叔叔阿姨总是天真的问我:

「你什幺时候请我们喝喜酒?」
「你有女朋友吗?」
我通常只是耸耸肩一笑置之。他们便转向母亲:
「Barney 怎幺会到现在还单身呢?」
「他学历好又有成就,一定有很多女孩子倒追他。」
然后一定会有以下这句:
「我认识一个很棒的女孩适合 Barney!我朋友的女儿也住在洛杉矶,我可以安排他们在美国见面。」

有人说,当你出柜的时候,你的父母就藏身隐遁入柜。台湾的亲戚朋友中没有人知道我是同志。我原本想告诉他们的,但为了母亲的面子,我总是在家庭聚会中保持沉默。我会悄悄的瞄一下我妈的反应。她总显得不太自在且受挫,彷彿她的生命中少了什幺或者不圆满,这总让我觉得自己是个是个让她失望透顶的儿子。作为人子,这是世界上最痛苦的感受。我们从未谈论这件事。过去这幺多年,这样的沉默只是暂时的解决之道。然而,现在时代不一样了,这样的沉默也不再有用了。

在美国,婚姻平权是一项活跃的社会运动。我所居住的西好莱坞,行人穿越道上画了颂扬多元的彩虹色,在那里,同志就像到处都有的星巴客一样平常普通。而我母亲住在台北,她的亲朋好友没人知道我在美国的私生活。但我希望有一天,我能向亲友们分享我的生活,母亲能骄傲地向他们介绍我未来的男朋友,并邀请他们参加我们的婚礼。

有一次,我发现一部名为「Google Baby」的记录片。这部片说的是一对以色列男同志渴望有个孩子。由于同志透过代理孕母生孩子在以色列是违法的,因此这对情侣与美国的卵子捐赠者合作,并向印度徵求代理孕母。孩子出生后,他们跋涉千里,横跨半个地球去接他们的孩子。这对情侣追求这个非传统家庭的历程让我深深着迷。

我很好奇像我这样的单身男同志可拥有什幺样的家庭,以及可行的选择。我开始研究代理孕母,参加研讨会,并且去了解最新的家庭计划技术发展。经过省思和研究,我发觉拥有孩子对于任何人来说,都是极其不容易的旅程,尤其是对一个同志。他们面临几乎无法克服的障碍与各种面向的冲突:个人的、人际关係的、世代的、法律的、文化的、财务的、道德的以及国际的──这些都是构成一个出色电影剧本的丰富元素。我开始脑力激荡。我自问:我可以说一个什幺样的故事,对整个世界都具有意义,而不只是一个给我自己的故事?我在不到两週的时间内绞尽脑汁写下初稿。《满月酒》成形了。

《满月酒》剧本至少经过了三十次的改写,到底几次我真的算不清了。其中最重要的角色是那位母亲。2002年,我与伍迪‧艾伦(Woody Allen)合作演出电影《好莱坞终局》(Hollywood Ending),和伍迪合作让我领悟到「选角」是电影製作中最重要的一件事之一。选对了演员,这部电影就成功了一半。我知道我需要一位非常强的女演员来饰演这个母亲。

起初,我心目中的人选是归亚蕾。然而我不太确定她的年纪。李安的《囍宴》大约是二十年前的电影,归亚蕾现在可能八十岁了,这对于剧中的母亲一角太老了。于是我和製片面试了许多六十岁左右的女演员,但没有人适合。

接着我看了亚蕾姊在《饮食男女:好远又好近》的演出,她的舞跳得很灵活,在片中极其迷人!我发觉亚蕾姊的年纪与我母亲差不多,太完美了!我们在洛杉矶会面,我告诉她这部片的背景是一个非常个人的故事,以及我有多幺欣赏并尊敬她的演出。亚蕾姊的演技既生动又自然,她可以同时令你又哭又笑。开始合作后,我才了解到她看似毫不费力的演出源于她的努力。她是我所知道的演员中最认真的。

由于电影是一种合作的艺术,对身为导演的我而言,尊重演员的表演过程是很重要的。我鼓励亚蕾姊大胆的诠释她所扮演的角色。在我们开始合作之后,我们常常碰面讨论,亚蕾姊会给我关于这个故事及其角色的建议。虽然作为编剧和导演,我有自己的观点,但我非常认真地看待她的建议。我不断的改写,改写,改写。在我们碰面和工作这段期间,我们的友谊更深了。渐渐地,她成为我的朋友,伙伴,以及母亲。

我和台湾的製片合作《满月酒》,但多年来,我们无法筹到足够的资金。由于这是个跨文化的故事,必须在美国和台湾取景,我们需要许多国际上的合作伙伴来投资这部电影。我们在美国已获得足够的资金,然而无法在台湾这边取得足够的钱来开拍。即使获得文化部的补助,我们仍然很难募得更多款项。我记得有位台湾的投资者说,同性恋是不道德的,他们绝不会投资这个计划。

至此为止,我在这部片已投入两年以上的时间,但是还在原地踏步。随后台湾的製片决定退出,我深感沮丧且心神交瘁。我自问:应该从头开始,继续这计划;还是放弃这一切,转移目标?我致电亚蕾姊,告诉她台湾的製片退出了。我向她道歉浪费了她这幺多时间。亚蕾姊和我已投入许多,我们也成了好朋友,感情甚笃。她拾起电话打给她的老拍档──奥斯卡赢家的製片人,徐立功。

2013 年 9 月,我飞来台北见徐老闆。初次见面,由于我的中文程度在对话上很受限,还不能直接理解他说的意思,而徐老闆常常说些深奥的话,我大概只能听得懂一半,我通常只是微笑,不太懂他的意思,但佯装点头同意。还好有我们的总策划杨惠怡帮我翻译解释。虽然徐老闆有点令人生畏,但有仁慈和蔼之风。我告诉他拍这部片的动机,并且引以为傲的公开我的同志性向。对我而言,开放、真诚和坦率非常重要。如果他对于我是一个公开出柜的同志有意见,我想,他就不会是这部电影最合适的製片。

我们会面许多次,越多沟通,我就越了解他。当我越了解他,我就越喜欢他。我在偶然间看见徐老闆在金马奖典礼上得到终生成就奖的 YouTube 短片。他公开宣示对于妻子和家人的爱。这是一个多幺真诚而浪漫的男人!对我而言,他就像是父亲。我们彼此更加信任。我飞回洛杉矶时还不知道这个作品的命运,然而两个月后,我们在台北开拍了。

拍摄非常困难,无时无刻都战战兢兢。每天都像是与时间和阳光赛跑,收工的时候都像是一个奇蹟。因为在这个作品中,我具有双重角色:导演和演员。身为导演,我是这艘船的船长。我希望为我的演员和工作人员提供一个令人安心的工作环境,让大家能够发挥所长。我需要具备很清楚的视野,并向团队传达我的想法;一个最糟的导演就是不能下定决心。身为演员,我则需要摆脱束缚,当下全新而坦诚的活在每个瞬间。我必须非常清楚我的角色所处的情感曲线所在的位置。每当完成一个场景,我会卸下演员的身分,换上导演的角色,走向萤幕去检视我们刚刚拍摄的影片,给演员和工作人员调整的指示,再迅速回到那个场景,保持冷静,深呼吸,然后再试一次。我演出的每一个镜头都这幺做。这真的很疯狂。

99.99% 的演员都是自恋的。演员天生喜欢受到瞩目。为了让《满月酒》成为一部好电影,我知道我必须与自恋的倾向对抗。这很不容易。我不断提醒自己,对于每一个镜头,除了我自己的演出以外,还必须检视场景中的其他要素。我一而再,再而三的自我提醒。因为我明白,如果没有专注于所有的细节,电影就拍不好。后製期间,我非常幸运能和杰出的剪辑顾晓芸合作,她是我的客观之眼。藉由她的帮助,我能客观地为这部片做出最好的剪辑。

徐老闆说,每部电影都有它自己的命运。亚蕾姊和我每每回首这条路,总觉得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祝福着我们。之前久久无法募得充足的资金的经历其实是件好事,延迟开拍让我们有更多时间发展这个故事,并且使角色更加丰富。当我们开拍,我们才有更充足的準备来战胜这看似无法克服的一仗。假如我们早几年得到资金,这故事不会如此完满,我不会遇到徐老闆,这部电影也不会有这样好的结果。

艺术是很私人的。它等同于向世界分享绝大部分的灵魂。影像具有感染力并且能影响一个人的生命。这段从研究、撰写《满月酒》的剧本直到开拍的日子已是我人生最棒的旅程之一。这段历程从感情上、智性上和艺术上都挑战着我。从私人的层面来说,我拍摄了这部片,因而能与母亲分享我的想法和观点。我完全无法预料电影上映后,她会如何反应,她的朋友会怎幺想。但我知道这故事需要被诉说,不只是因为私人的理由,更因为这世界需要看见它。

拍摄《满月酒》有许多高低起落。我很感恩在这条路上能遇到这幺多不可思议的人。亚蕾姊就像是一位母亲,她在这计划最低潮时伸出了援手,并将我介绍给徐老闆。徐老闆成为我另一个爸爸。我记得在台北后製期间,徐老闆和我每天都边喝绿豆汤边讨论电影进展,多令人回味无穷!有人告诉我,有位男同志的妈妈看了《满月酒》的预告片感动落泪了。我一位男性异性恋朋友告诉我这部电影深深触动了他,并提醒他建立一个家庭有多幺不容易。一个同志朋友告诉我,看完这部电影,他打算跟随《满月酒》的脚步,迈向成为父母之路。艺术的追求是一个非常孤独的旅程。这些故事和我遇到的那些美妙的人,让我的旅程不那幺孤独,并提醒我这所有辛苦的付出都是值得的。

每个人的旅程都是不同的。儘管我出柜了并引以为傲,我知道许多同志、双性恋和跨性别者仍然在暗处挣扎着。台湾就像世界上其他地方,正迈向令人振奋的同志平权运动。我希望我的电影能改变人心。透过我的电影,我希望人们能更理解同志一些,我们其实也就像其他人一样。我希望这部片能鼓励更多同志及其父母公开,并骄傲地追求我们的所爱,我们的幸福。这旅程将与《满月酒》一同开始。转变一小步,人生一大步。

◎本文为《满月酒:电影书》的作者序,立即前往试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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