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以「政治归政治,xx归xx吗?」

可以「政治归政治,xx归xx吗?」

公民是政治自由的主体,也是责任的主体,并且公民应该将责任付诸实践。在公民权制度中,应该是公民决定共同体的政治意义,而不是相反。我们可以借用保罗.贝利.克拉克的表述:「身为公民就意味着不只要指引自我生活的轨迹,也要参与界定某些生活中的普遍参数;意味着他具有这样的自觉,即我们与别人共用这个世界,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,也为了这个世界而生活,我们的个体身分相互交织,相互塑造。」

公民权要求构造一个公共空间,我们可以在其间表达焦虑,展开论争。在古希腊,当那些族长暂时将私事和生意放在一边,聚在一起,平等地商讨他们共同关心的问题,从那一刻起,他们就成为公民。差异性是一个事实,平等则是社会的一项功绩、一种权利:以人类的眼光来看,平等更为重要。推行民主机制的民权国家承认选择的多重性,但是这一多重性建立在人性普世化的基础上。製造差异,算不上进步;推广平等权利才是一种进步,例如普选(包括穷人和富人,男人和女人),人人受教育,人人享受医疗,人人领取退休金,等等。

粗略地说,在历史上出现过两类公民权:希腊公民权与罗马公民权,或者也可说是主动公民权与被动公民权。

希腊公民权包含并要求政治行动,公民协同合作,共同决策。希腊人将那些不参与政治生活的人称为「傻瓜」,换句话说,这些人的生活仅仅局限于私事,因此,他们就没有能力在必要的社会层面上理解自己的生存境遇,也不能以自由的形式来生活。罗马人的公民权模式与此不同,如果某人展示自己的公民权,那幺他可以获得一定权力(例如圣保罗,他以罗马公民的身分要求斩首之刑,而不是像普通犹太人那样被屈辱地钉上十字架),但是其中不包括参政的权力,因为参政者仅限于罗马贵族,或者说上层阶级。罗马底层民众也享有一定的司法保障,也能领取到麵包,也能到斗兽场观看竞技,但是他们无权参与政治。

事实上,绝大多数政府都是偏爱罗马公民权胜于希腊公民权。这就是说,政府欢迎公民提出利益要求,或者祈求政府庇护(也包括大型演出、娱乐活动等),但是政府不喜欢看到人们参与政治。有一类公民受到执政当局的偏爱,他们就是那些「傻瓜」,他们高傲地宣称:「我可不想捲入政治。」这种事怎幺可能存在?一个人怎幺可以生活在一个政治社会中却对政治不闻不问?放弃政治怎幺可能不是一种政治立场?这当然是最糟糕的政治立场,因为我们原本具备参与决策的能力,现在却将它让给别人,自己还浑然不觉,殊不知那些政治决策或早或晚都会影响到我们自己!

今天,出现了两种所谓「积极」的公民权替代品,专门提供给那些傻瓜公民。这当然是两种赝品,它们要幺是篡改了自由的意义,要幺是篡改了公民权没有限制的普世性。第一种方案是以「消费者」替换公民。但是消费者绝不能满足平等的定义,因为人们的购买力不同,一些人可以享有比其他人更多的「自由」。第二种方案是邀请人们成为「教民」,并以此替换公民。也就是说,首先要完完全全像某一教会、某一文化团体、某一种族集团的成员那样生活,同时放弃民主的普世性,遵奉并忠诚于那个宗派,并要将忠诚放在首位。有时某些政党本身也希望更多的教民而不是公民加入他们的行列(参看宗派主义),此时这个政党差不多已经转化为类似宗教裁判所的组织。显然,一位公民常常是一个消费者,在某些场合他也可能是一个教民,但这两种概念不是受制于具体情境,就是範围过于狭小,因此绝不能让这两种限制折损了我们的公民权。